春秋时期之所以叫“春秋”，而不是“夏冬”，源于一部名为《春秋》的历史书。在当时，各国的史书都被称为“春秋”，例如《墨子》就提到过“周之春秋”、“燕之春秋”、“宋之春秋”、“齐之春秋”、“百国春秋”。然而，由于秦始皇实行焚书政策，其他各国的春秋已经丧失，唯一存留下来的就是鲁国的《春秋》。根据孟子的记载，孔子编写了《春秋》，并且让那些做坏事的君主和权臣感到害怕。因此，鲁国的《春秋》被认为是孔子亲自整理的，成为儒家经典之一，列为五经之一的《春秋经》。 那《春秋》为什么叫“春秋”呢？于省吾先生在《岁时起源初考》中提出，商朝时期一年只有春季和秋季，没有夏季和冬季。虽然《春秋经》中已经提到了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，但古人特别重视春秋这两个季节。《公羊传·隐公元年》中的徐彦解释说，《春秋》这个名字来源于“春作秋成”，即春天万物生长，秋天万物成熟，因此将全年的历史记录命名为《春秋》。 西汉的儒家学者为《春秋经》增添了解释，这些注释包括《左氏传》、《公羊传》、《谷梁传》等，这些经典今天仍然流传下来，合起来成为“春秋三传”。《春秋三传》的内容有一些差异，因为不同版本的《春秋经》所记录的历史事件有所不同。三传开始的时间都是鲁隐公元年，即公元前722年，但结束的时间不同。《左氏传》记录到鲁哀公去世的前481年，而《公羊传》和《谷梁传》则一直延续到孔子去世的前479年。不同版本的《春秋三传》结束时间不同，导致了历史学家对于春秋时期的断代有不同的看法。顾栋高认为春秋时期的时间范围是公元前722年到前481年，而高士奇则认为是公元前722年到前473年。郭沫若则主张春秋时期应从公元前770年开始，到公元前476年结束。 70年代末期，金景芳先生提出异议，认为春秋与战国的分界线应该定在前453年。这个年份标志着三家灭智事件的发生，实际上奠定了战国七雄的基础，这一事件在《左传》和《资治通鉴》中都有记录。因此，金景芳的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。 春秋和战国的分期非常重要。虽然这两个时期常常被一起描述，但它们之间的区别实际上比战国到明清之间的差距还要大。郭沫若先生认为，春秋以前属于奴隶社会，而战国到清朝前期属于封建社会。这种分类尽管不完全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，但它清晰地描绘了春秋战国之间社会性质的变化。春秋时期的政治体制是贵族封建制，社会主体是族群城邑；而战国以后则是皇权郡县制，社会主体则是普通百姓。 春秋时期最显著的特点就是“霸权迭兴”。西周的灭亡导致了周天子失去了权威，华夏的国家陷入了“群龙无首”的状态。在这种危机时刻，南方的楚国和北方的戎狄不断侵扰中原地区，局势非常危险。就在这种时刻，齐桓公挺身而出，成为当时的霸主，他通过“尊王攘夷”的策略拯救了中原，成为“霸主”这一角色的代表。
展开剩余45%春秋时期的霸主被称为“春秋五霸”，最初的定义包括齐桓公、晋文公、楚庄王、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。汉代时，历史学者提出了另一种说法，将霸主定为齐桓公、宋襄公、秦穆公、晋文公和楚庄王。前者更能概括整个春秋时期，而后者则侧重于春秋中后期的历史背景。 春秋时期的主要国家除了周天子所在的周国，还有很多重要的诸侯国。诸如秦、吴、齐、鲁、燕、蔡、曹、陈、杞、卫、宋、晋、楚、越、郑等国家在春秋时期都非常有影响力。不同国家的历史发展轨迹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：第一种是齐、晋这样的中原强国，因尊贤尚功而国力强盛；第二种是鲁、郑这样的中原诸侯，因贵族势力过于强大而导致国力衰退；第三种是吴、越这样的边缘诸侯，春秋后期一度强盛，但因后劲不足而没能保持长久；第四种是秦、楚这样的边缘国，他们强化君权、改革进取，最终崛起成为战国七雄。 春秋时期的北方逐渐进入“礼乐征伐自大夫出”的时代，国家的卿大夫地位超越了君主，形成了强大的家族势力。这些家族在各自的国家中占据重要地位，甚至成为国家实际的统治者。典型的家族包括周国的刘氏、单氏，齐国的田氏，鲁国的“三桓”家族，晋国的“六卿”等。 在春秋时期，除了“华夏”这些国家，还有一些被视为“蛮夷”的国家，这些国家包括秦、楚、吴、越等，它们通常位于华夏的边缘地区。在当时，“蛮夷”更多的是政治上的对立，而不是血缘上的区别，华夏边疆的这些国家常被称为“蛮夷”，尽管它们有时实力非常强大。 叙述春秋历史的最早史料是春秋金文，然而由于资料有限，最重要的历史记载仍然是《左传》。这部书详细记录了春秋时期的历史，是目前最可靠的史料之一。其他如《公羊传》、《谷梁传》主要是为《春秋经》提供解释，并没有太多叙事内容。除《左传》外，还有《国语》这部国别体史书，虽然它的可靠性不如《左传》，但它记录了一些比《左传》更详细的事件。其他史料如《史记》、越人编写的《越绝书》和《吴越春秋》，以及《东周列国志》，它们的史料价值相对较低，部分内容具有较大的传说成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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